甘肅省宕昌縣以“黨支部+合作社+貧困戶”方式，組建農民專業(yè)合作社發(fā)展養(yǎng)殖種植業(yè)，幫助貧困戶脫貧致富。

甘肅貧困縣黨政領導班子和黨政正職2015年度經濟社會發(fā)展實績考核結果，5月11日正式公布——

全省75個貧困縣黨政領導班子，18個被評定為優(yōu)秀，其他57個為良好；考核貧困縣黨政正職149人，34人被評為優(yōu)秀，其中縣（市、區(qū)）委書記20人、縣（市、區(qū)）長14人，其他115人為稱職。

一如既往的是，甘肅把脫貧成效作為考評貧困縣黨委政府和領導干部政績的主要內容，考核結果與貧困縣領導干部“官帽”掛鉤：2015年，8名縣委書記、10名縣長因上年度扶貧攻堅業(yè)績突出分別被提拔重用、轉任縣委書記，3個縣的6名黨政主要領導因業(yè)績“一般”被組織調整；今年，甘肅省委態(tài)度依然，將繼續(xù)對在年度考核中被評為優(yōu)秀的貧困縣（市、區(qū)）黨政正職予以提拔重用。

不同以往的是，引入第三方評估，全程參與并監(jiān)督這次貧困縣脫貧攻堅業(yè)績“大考”。

甘肅省委書記王三運說：“我們的扶貧工作做得怎么樣，不能自說自話，而要讓第三方參與考核，這樣的考核會更有權威性和公信力。”

3月的隴原，春天剛至。帶著沉甸甸的責任，帶著客觀公正之重托，第三方評估組兵分11路，對應著11組省委考核組，走遍75個貧困縣，深入236個貧困鄉(xiāng)、245個貧困村，隨機抽取3962戶貧困戶，發(fā)放調查問卷表格1.6萬多份，對考核結果的真實性和公正性實施客觀評估。

“第三只眼”看“大考”，看到的是怎樣一幅脫貧攻堅圖景？

關鍵詞：公正

“不能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

按照工作流程，第三方評估組同省委考核組一同趕赴地方，獨立開展考核評估。每到一地，兩組首先一起聽取貧困縣工作情況匯報。

3月1日上午，永登縣縣委書記魏旭昶匯報的一組數字，引起了省委第二考核組多名成員的注意。

2015年，永登縣僅縣級財政投入的扶貧資金就達1.072億元。作為甘肅58個集中連片特困縣市區(qū)之一，永登全年財政總收入4億余元，扶貧資金投入就占到財政收入的26.53%，這在全省都較為罕見。這么多錢，是否真正花在了扶貧上？考核組對此提出質疑。

一份《永登縣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縣級資金投入匯總表》擺在了考核組面前，從幾萬元的村級文化廣場建設資金到幾十萬元的自來水池建設資金，每筆支出都在總表里一一列支。“我們扶貧花的錢，每一分都要經得起核查。”魏旭昶表示。

仔細查閱匯總表列支項目，并同扶貧資金使用撥付憑證逐項比對，省委第二考核組認為，永登縣2015年的大額財政資金，都花在了扶貧項目的建設上，既沒有遺留“債務”，也沒有留下財政“存款”。

“敢在省級考核中這樣‘曬’，說明永登縣在扶貧專項資金運用、落實方面有信心。”第三方評估組第二組組長、甘肅省農村經濟管理總站站長雷耀武仔細翻閱《資金投入匯總表》，“在這份表格上，大小項目都一一登記。雖然我們不直接評估項目，但這可以為我們綜合評價扶貧成效提供有力支撐。”

最終，永登縣黨政領導班子、縣委書記、縣長在這次“大考”中均獲評優(yōu)秀等次。

“此次考核按照6個環(huán)節(jié)組織實施，分別是縣（市、區(qū)）自評、省直部門量化打分、脫貧農戶評價、考核組考核、第三方評估、考核結果評定。最引人注目的是，首次由省委組織部牽頭、與省扶貧辦聯合考核，首次引入第三方評估全程參與。”甘肅省委組織部考核工作辦公室工作人員介紹說，“第三方評估的機制設計，體現的是事中監(jiān)督。第三方評估組參與考核的全部過程，而不是事后監(jiān)督，且具有獨立打分的功能，能夠切切實實地影響貧困縣考核的得分。這樣的機制設計就是為了確保考核的客觀性和公正性。”

“我們不能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分管扶貧工作的甘肅省委副書記歐陽堅說，對貧困縣的考核要接受社會監(jiān)督，充分發(fā)揮社會力量的驗證和監(jiān)督作用，“第三方評估組的計分，按照一定比例直接計入考核最終得分，正是為了防止‘數字脫貧’‘虛假脫貧’”。

“第三方”選誰、怎么選，甘肅慎之又慎。從省市縣非黨政機關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新聞媒體、高校、科研院所等熟悉農村和扶貧工作的人員以及國家統計局甘肅調查總隊等單位，抽調55人作為第三方評估人員，在考核前編組。

第三方評估的參與方式和具體職責如何？甘肅省扶貧辦主任任燕順介紹，主要通過抽樣調查、實地核查、監(jiān)督考核等方式，對貧困人口識別準確率、貧困人口退出準確率、駐村工作隊幫扶工作滿意度、幫扶責任人幫扶滿意度開展評估，對考核結果的真實性和公正性進行客觀評估。

關鍵詞：隨機

“什么都不用準備，是怎樣就怎樣”

“駐村工作幫扶隊來過嗎？你的幫扶負責人是誰？”

在平涼市華亭縣馬峽鎮(zhèn)羅馬寺村，省委第七考核組第三方評估組組員、媒體人胥廷輝追問村民李正國。

“來過我家，負責人是鎮(zhèn)派出所的劉所長……”

“來了干啥？”胥廷輝一邊翻著李正國家的“三本賬”（脫貧計劃進度賬、脫貧措施辦法賬、脫貧幫扶責任賬），一邊問。

“給我說脫貧的政策，幫我申請補助，把款貸上了。”

“多長時間來一次？”

“有十幾趟了。”

問完一遍，胥廷輝突然殺了一個“回馬槍”，將之前的問題打亂次序，換個方式再問了一遍。確認李正國兩次回答內容一致，且與“三本賬”記載內容一致，他才放心地在入戶評估表上打了分數。

“這次考核評估對基層來說壓力很大！以前考核，基層多多少少能打聽到一點消息，提前做準備，心里能有個底。而這次，考核評估組到了市里隨機抽取縣區(qū)，到了縣區(qū)隨機抽鄉(xiāng)鎮(zhèn)，到了鄉(xiāng)鎮(zhèn)才抽村，最后到了村里去誰家也是現場抽取。”張掖市一位駐村干部感慨道。

為掌握真實情況，避免基層干部提前找群眾打招呼、做工作，這次考核評估采取現場隨機抽樣。然而，“隨機”并不隨意——

“在未建檔立卡戶名單中抽取20戶，你們再選5戶，行不行？”

“不行！必須提供完整的名單，這樣抽查才有意義。”

在某貧困縣，第一天評估工作結束后，一名評估組成員就和當地干部爭執(zhí)不下。

原來，現場抽樣時，建檔立卡的脫貧戶、貧困戶名單，評估組可以在甘肅省精準扶貧大數據平臺里直接調取，但非貧困戶的名單則需要當地提供。在第一天的考核評估中，這名評估組成員發(fā)現入戶前拿到的村民花名冊上名單不全。于是，評估組連夜開會，決定在工作會議上把這個情況當著考核組負責同志的面提出來。

當地干部表示，有的村組很分散，路太遠，入戶需要的時間較長，而一個縣區(qū)評估時間只有一天，如果抽到遠的村組，評估工作就難按時完成，因此建議縮小抽樣范圍。

評估組寸步不讓：“即便抽到最遠的村子，也得去。如果經過核實，群眾確實不在家，我們可以再抽，但必須提供完整的非貧困戶名單。”

最終結果是，當地必須提供完整的村民花名冊供抽樣。

在慶陽市慶城縣，中午臨時抽樣后，評估組抽中了驛馬鎮(zhèn)瓦窯咀村、慶城鎮(zhèn)東王塬村和蔡口集鄉(xiāng)周家塬村3個點入戶核查評估。

“我們需要提前準備些什么？”慶城縣的一位鄉(xiāng)干部問縣委副書記毛鴻博。

“什么都不用準備，是怎樣就怎樣。”

評估組發(fā)現，為了迎接此次“大考”，許多基層干部考前也是做足了準備。定西市臨洮縣衙下集鎮(zhèn)潘家集村的駐村幫扶干部侯剛回憶，“大考”前一個月，他一戶戶核對貧困戶的家庭情況、致貧原因、幫扶計劃制定、扶貧政策落實、人均可支配收支、貧困戶家庭成員變動等信息，務求精準詳實。

但此次第三方評估主要以抽樣調查、實地核查為主，對于基層來說，除非考核評估已經開始，否則干部們不知道考些啥。“不知道你們評估是采取這種方式，我們準備了半天資料，工作量太大了，對考評‘早應對’‘早預防’卻基本沒用。”武威市的一位駐村干部向評估組“吐苦水”。

關鍵詞：真實

“考核結果好不好，要看老百姓的獲得感”

“老鄉(xiāng)，你是不是貧困戶？”在天水市清水縣郭川鎮(zhèn)青蓮村尚存寶家，評估組問道。

“是。”尚存寶點點頭。

“你們村的貧困戶是怎么評出來的？”

“干部來家里頭看，講政策。過幾天，我自己寫了個申請，村上開會通過了。”

“群眾評議過嗎？”

“大家一起開的會，評議過。”

“評議結果公示了？”

“公示了，我的名字在上頭呢。”

“你覺得你們村的貧困戶評得公平不？準確不？”

“差不多，困難的人都評上了。不困難的人也想評，但這是大伙兒的事情，有車的、吃公糧的都弄不上。”

貧困人口的精準識別，既是精準扶貧的首個環(huán)節(jié)，也是精準脫貧的最后環(huán)節(jié)。識別準不準？是否真扶貧、真脫貧？評估組需要求證這些關鍵問題。

在白銀市平川區(qū)共和鎮(zhèn)毛河洛村，評估組發(fā)現村里有兩戶人家人均可支配收入超過了2855元，但仍屬于貧困戶。是不是精準識別出了差錯？

經過進一步了解，評估組發(fā)現，一戶夫妻兩人常年患病，另一戶是單親家庭，要撫養(yǎng)幾個孩子。

當地干部說：“像這樣的家庭，不能光看收入數字，還要考慮實際情況。一旦脫了貧，看病報銷的比例就會少一些，綜合考慮，就沒有把他們列成脫貧戶。”

在第三方評估中，核實貧困人口的收入和精準扶貧政策落實情況，是確定貧困戶脫貧真實性的最重要環(huán)節(jié)，內容涵蓋人均可支配收入、精準扶貧貸款、安全房屋飲水、是否因貧輟學等主要指標。

3月8日下午，根據隨機抽戶，省委第十考核組和第三方評估組來到了張掖市甘州區(qū)花寨鄉(xiāng)柏楊樹村王玉娟家。

面對突然到訪的一行人，王玉娟很緊張。

“一看這屋子收拾的，就知道你是個麻利人！”同是女性，考核組成員刁小玲的一句話讓原本局促的王玉娟放松了，“咱們嘮著家常算算你家里的收入賬，好不好？”王玉娟點頭。

“7畝地全流轉了出去，主要靠我和掌柜的打工。我們還貸到了3.6萬元精準扶貧款，跟合作社簽了協議，按照盈利給分紅，家里沒有養(yǎng)殖……”考核組把王玉娟所說的每筆收入記錄下來，并仔細核查了合作協議。

根據王玉娟剛才說的，刁小玲一筆筆算起了“明白賬”：“7畝地流轉出去，收入2800元；打工是2.6萬元左右；轉移性收入是3982元。算下來家庭年收入是3.2萬元左右，人均可支配收入是8000元左右。”

這與王玉娟家“三本賬”上的收入吻合：家庭年收入31807元，人均可支配收入是7952元。

“這樣算下來，你家轉移性收入的比例只占12%左右，算是穩(wěn)定脫貧了。”

“我們沒有算得那么細，不過大體上差不多。”

“把你定成脫貧戶，你沒有意見吧？”

“沒有意見。窮的時候黨和政府幫我們，現在生活好了，以后還得靠自己。”

“那好，你簽個字。”

接過刁小玲遞來的筆，王玉娟認真地寫下了自己的名字。

“考核組和評估組直接接觸貧困戶、非貧困戶，我們扶貧工作做得扎不扎實、到不到位，考核結果好不好，要看老百姓的獲得感。”甘州區(qū)一位干部坦言。

在調查貧困群眾收入時，不止一個評估組遇到了另一種情況：

“老鄉(xiāng)，你家里去年收入多少啊？”

“沒啥收入，莊稼人么，就種著幾畝地。”“沒多少錢，兒子出去打個工，再就是養(yǎng)上幾頭牲畜。”

再問，還是念叨著這幾句話，或者沉默不語。

對此，當地干部表示，隨著精準扶貧力度加大，部分農戶存有藏富心理，不太愿意透露自家收入，希望能繼續(xù)享受幫扶的好處。

對于這種情況，該怎么辦呢？

評估組自有辦法——按照人均可支配收入測算的四大類子項分解指標，仔細甄別核實田地、產業(yè)勞務收入、政策性收入等指標。農戶需要出示“三本賬”和載有轉移性收入的“一折通”，有明確資金往來的，評估組通過查看協議以及資金發(fā)放的憑證，并根據當地的平均水平估算，從而判斷出農戶收入的真實情況。

關鍵詞：憂樂

“貧困村最缺的是致富理念，最難的是‘換腦筋’”

不上高山，難見到風景。在甘南藏區(qū)，高原反應讓人頭痛，但第十一考核組和第三方評估組覺得值。

站在瑪曲縣采日瑪鄉(xiāng)秀昌村后的高臺上俯瞰，一排排藏式房屋整潔秀雅，127公里的水泥路猶如蜿蜒在草原上的潔白哈達，連通著村莊和縣城。路上，一名藏族婦女一邊趕著羊群，一邊用手機打著電話。

瑪曲是個純牧業(yè)縣，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年均氣溫僅1.1攝氏度。這里生活著5.68萬人，其中藏族人口占90%，牧業(yè)人口占75%。

“過去人們一輩子也難得去幾次縣城，鄉(xiāng)上開會要提前兩三天給村干部帶話，村干部們騎著馬從四面八方趕來；如今車子已經代替了馬。”采日瑪鄉(xiāng)鄉(xiāng)長南卡東珠說。

“過去路特別不好走，一下雨大家都成了‘泥腿子’。現在通了水泥路，大家都買汽車或者摩托車，想出去就能出去。”牧民貢代說。

在秀昌村游牧民定居點，穩(wěn)固的住房、安全飲水、動力電、村衛(wèi)生室、學校等一應俱全，通訊網絡全覆蓋。

“十二五”期間，瑪曲縣新建了12個類似的牧民定居點，4340戶牧民實現了定居。

走遍75個貧困縣，第三方評估組看到了一幅清晰真實的甘肅脫貧圖景。

從“聯村聯戶、為民富民”行動，到“1236”扶貧攻堅行動，再到“1+17”精準扶貧方案，他們真切感受到了黨和政府以及各級干部帶領群眾走出貧困的巨大努力，真切感受到了隴原大地貧困群眾生產生活發(fā)生的深刻變化。

2015年，甘肅省共減貧128.7萬人，比預期目標超出28.7萬人；貧困發(fā)生率降至13.9%，比2014年底下降6.2個百分點；按照甘肅省試行標準，17個縣（區(qū)）、1742個村通過了省市兩級脫貧驗收。

他們也真切感受到這場脫貧攻堅戰(zhàn)的艱巨性與復雜性。

“甘肅實在是太窮了。就拿定西來說，南方的山上是長樹的，我們的山上盡是酥脆的黃土；精準扶貧實施之前，好多地方基礎設施差，村民吃水靠拉靠背，村道只比農民開的‘三馬子’車寬出來一點點，上個山都太不容易。精準扶貧之后變化大極了，好多地方基礎設施改善，下一步就是要解決如何讓村民們持續(xù)增收的問題。”臨洮縣峽口鎮(zhèn)扶貧站站長夏茜感嘆道。

甘肅省貧困發(fā)生率在全國排名第二，全省86個縣（市、區(qū)）中，有75個貧困縣，其中58個屬于集中連片特困地區(qū)縣。截至2015年底，還有288.5萬貧困人口。

靜寧縣司橋鄉(xiāng)呂曲村村民呂稱錢今年48歲，一臉的皺紋，看上去比實際年齡大很多，“都是以前苦出來的，家里總共7口人，3個娃娃要念書，那可真是愁死我哩。”他和妻子育有兩女一子，兩個女兒都在上大學，每年光學費和生活費支出就要3萬多元。

“要不是遇到這些事，我們也沒想著要國家的錢。”在白銀市一個貧困村入戶調查時，評估組遇到了這么一家人：之前搞過養(yǎng)殖，日子也曾殷實，但男主人在2015年一場地震中被倒塌的羊圈砸傷了腰，從此家里陷入貧困。

被評為貧困戶后，在各項補貼性政策的扶助下，家里總算脫了貧。男主人樂觀地說，等今年身體好些了，準備貸款再把羊養(yǎng)起來。

評估組發(fā)現，在一些地方，外出務工收入、政策性兜底收入是部分脫貧戶收入的主要來源。脫貧戶雖然脫了貧，但增收途徑單一，脫貧穩(wěn)定性不高。部分慢性疾病導致的因病致貧，家里有多個孩子上大學導致的因學致貧，仍然是返貧的主要因素。部分農村地區(qū)還存在因結婚彩禮過高導致的因婚致貧現象。貧困和貧困并不一樣，最磨人的貧困往往不是物質上的。

蘭州市七里河區(qū)鷂子嶺村貧困戶馬成泰，妻子和兒子都患有精神疾病。“兒子今年30歲了，是先天性的精神疾病。因為兒子的病，我妻子壓力大，也出現了精神異常。”馬成泰沮喪地說，“一家三口，兩個病人，經常發(fā)病，有時候還會打我罵我。雖然現在政策好，看病啥的都能報銷，各類政策補助都能享受上，我們脫了貧，但有時候我對生活真沒啥信心。”

評估組向甘肅有關部門建議，像馬成泰這樣的特殊貧困家庭，雖然各地都已精準識別，給予政策幫扶，實現了政策性脫貧，但家庭成員精神面貌較差、生活積極性不高，應給予有針對性的精神幫扶。

評估組還發(fā)現，貧困和非貧困之間，有時候只隔了一張叫“觀念”的“窗戶紙”，但要捅破這層“窗戶紙”，并非一蹴而就。

定西市岷縣十里鎮(zhèn)的古錄村，地處岷山深處，海拔高，自然災害頻發(fā)。“這個村基礎設施薄弱，村民文化程度較低，人均耕地面積較少，農民增收渠道不廣，自身脫貧致富能力差，2014年農民人均純收入不到2000元。”中國進出口銀行工會辦公室副主任、的古錄村第一書記李亞亮說。

為徹底改變貧困面貌，經李亞亮多方協調，的古錄村于2015年底建成通村公路和村社道路。還爭取到外地企業(yè)支持，籌資130多萬元，村里安裝了太陽能路燈，建成村級標準化幼兒園。

“貧困村最缺的是致富理念，最難的是‘換腦筋’。”為了幫助群眾“換腦筋”，李亞亮聯系進出口銀行，為的古錄村的在校大學生和農戶捐贈了40臺舊筆記本電腦、45臺舊臺式電腦，在村委會建起了網絡室，打通了群眾學習文化知識、獲取致富信息的渠道。

評估組感到，進一步激發(fā)貧困群眾的內生動力、建立穩(wěn)定脫貧機制，各地脫貧攻堅戰(zhàn)術還需更加精細精準。

* * *

如今，第三方評估雖已結束，但對扶貧工作的影響仍在持續(xù)。

隴南市徽縣嘉陵鎮(zhèn)黃橋村風景優(yōu)美，村民龍輝向村上申報了種植核桃樹的脫貧計劃。按照以往，扶貧干部一般都會同意村民申報的項目，但剛剛經歷的精準扶貧第三方評估，讓尹美等駐村干部明白，扶貧不能光靠熱情，還要尊重規(guī)律。因此，尹美等人并沒有馬上同意龍輝的方案，而是做了一番認真的調查研究。

最后，尹美等人給出的建議是：栽培苗木見效慢、投資回收時間長，應同時發(fā)展養(yǎng)蜂業(yè)，回報期短，“以短養(yǎng)長”增強抗風險能力。

龍輝養(yǎng)蜂，最初采用了比較原始的方式，產量低。尹美等人說服他，把原來的圓柱形蜂巢改成方形蜂箱。結果，蜂蜜產量增加了，龍輝的信心也有了。兩個多月過去，龍輝的蜂箱已經從剛開始時的幾只增加到了上百只。

嘉陵鎮(zhèn)紀委書記劉寶利剛剛從其他鄉(xiāng)鎮(zhèn)調任，5月12日第一天上班。“第三方評估以前，我給自己定的標準是80分。第三方評估后，我要求自己必須爭取100分。”她解釋說，“經歷過第三方評估，回頭看精準扶貧，感覺自己前期的工作還不夠到位，欠缺更深入的思考。評估以后，才更加明白精準扶貧工作要對社會負責，要對歷史負責。”

劉寶利還給評估組提了條建議：希望在今后的考核評估中，能多增加一些熟悉了解農村和基層工作情況的人員，有助于考核評估結果更準確公正。

第三方評估組也向甘肅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議，在今后的考核中適當增加評估人員數量，延長評估時間；并希望以此次評估為起點，健全第三方評估工作機制，分領域建立評估專家?guī)欤卣沟谌皆u估的范圍和領域，以便為檢驗各項決策落實情況提供更為充分的參考。（本報記者 林治波 銀 燕 人民網甘肅頻道采訪組對本文亦有貢獻）